一张借条

时间:2022-01-11  点击次数:   

  2003年,湖南省的一位农民周炎光偶然间在族谱里发现张借条,令其惊讶的是,这张借条的借款方竟然是八路军。上面用毛笔字写有借其银元四百二十块、铜钱五百块等字样,并承诺祖国统一时,拿着借条到中央来兑换。银元是民国时的主要流通货币,民间俗称为“大洋”。以当时的购买力换算,如果放到今天会值多少钱呢?如果欠条是真的,那么又要归还多少呢?

  1989年,周炎光的父亲临终前曾说道,土中有东西,到时候你拿出来去中央。后来父亲就病故了,这件事儿周炎光就记在了心上。办完父亲的丧事,周炎光就开始在自家院里倒腾,翻箱倒柜,拆墙挖土,但凡能藏东西的地方,都挨个找了。

  最后什么都没找到,周炎光心想会不会是父亲弄错了。可后面有一句话拿着东西去中央,他却是听得明明白白。因此周炎光相信,一定有什么东西被父亲藏起来了,自己还没找到。因此又是一番折腾后,最终还是一无所获。

  如此几番后,周炎光只得作罢,心想可能是东西早已经遗失了,所以也就找不到了。虽然东西没能找到,不过这事他却一直记在心里。直到2003年,在一次翻晒族谱时,他偶然间发现,封皮里似乎夹着什么东西。于是他用刀片将封皮刮开,里面夹着的竟是一张泛黄的借条。

  借条上用毛笔书写着:“借爱国人士周连池先生大米六十四斗、大肥猪一条、银元四百二十块、铜钱五百块、小钱十贯,祖国统一时来中央。”时间为1945年3月,借款人则写着八路军贺龙,上面盖着两个章,一个章名字印着贺龙,另一个则印着一个陈菊生的名字。

  看完这张借条,周炎光彻底明白了,原来父亲周连池临终前说“土中有东西”的意思是指“谱中有东西”,自己却一直错听为“土中”。难怪在家里挖来挖去也没能找到,原来东西竟然藏在族谱里。

  周家解放前曾是地主,当初八路军路过这里时曾向周家借过粮,同时还借了一些钱财。八路军有明确的纪律,那就是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。因此就立下字据,承诺解放后归还。周连池本来无意讨要,只是解放后,他地主的身份难免让人误会,因此受过一些委屈。就连族谱也到了同族一个周秋保的家里,1980年,周秋保死后,周连池才把族谱拿回来。

  周连池想的是,把条子拿出来,证明自己为八路军提供过帮助,为革命作出过贡献,也曾有过光荣事迹。当时又怕别人不认得,因此一直没敢拿出来。只得临终前把这事告诉了周炎光。

  找到东西的周炎光又高兴又失望,高兴的是能够给父亲正名,失望的是,这个条子很难判断是真是假,而且过去这么多年了又找谁求证去呢?

  为此,周炎光找上了自己邻居吴佑元,和他说了此事。吴佑元听完很感兴趣,加上经常在外出差,打听事情非常方便,于是就同意了帮助周炎光。

  吴佑元先是在村里打听,问了不少老人。很多老人依然记得当年的事,他们告诉吴佑元,当时确实有部队到过这里,当时叫做“十八军”,不少人都有印象军队来过,但借条的事却不清楚。

  吴佑元心知有门,因此在外出差时找了不少关于贺龙的史料,试图找到有关贺龙和欠条的记载,去过贺龙纪念馆,图书馆等地,但最终一无所获。无奈之下,他只得重新调整思路,把查找线索放在另一个人身上,就是陈菊生。

  最后,在查阅中国抗日战争史的时候,他找到了线索。据记载,贺龙曾按照毛主席的部署,先后组织六支部队,开往日军占领区,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。曾经派遣王震南下湖南,在衡山地区组建根据地,陈菊生在那个时候就是贺龙部下的粮草官。

  查到这些资料后,吴佑元心中基本有底了。根据历史资料显示,这张欠条的历史真实性是很大的。随后他拿着这张欠条去找专家鉴定,希望专家那边能给个准确的说法。然而专家的鉴定结果却令他大吃一惊。

  经湖南省收藏协会咨询、鉴定、监制中心鉴定,纸张和墨迹都没有问题,纸张用的是解放前的契格纸,,墨迹和印章也是旧迹。但是真实性却还需要进一步认证。

  之后吴佑元到四川出差,为了打发时间他就看看报纸,毕竟出差期间有时难免无聊。当时报纸上恰巧刊登着一片关于向轩的文章,瞬间引起了吴佑元的兴趣,于是他就仔细观看了整篇报道。

  向轩7岁的时候就参加红军,9岁时爬雪山,过草地跟着红军长征,当时是革命队伍里最小的红军。是贺龙元帅的外甥,参军后也一直跟着贺龙元帅的部队。现在年纪大了,已经从单位退休,目前正在成都警备区离职干部修养所里休养。

  作为当年的老革命,更是一直跟随贺龙元帅的老部下,相必一定对历史往事了解的很清楚。打定主意,吴佑元就去前往拜访向轩,想从他那里了解当年的往事,为借据的真实性找寻线索。

  吴佑元很快就拜访了向轩,并和说起了借条的事。向轩果然了解当年的情况,而且记忆犹新。他告诉吴佑元,1945年确实有部队去往湖南,当时去的正是贺龙的部下廖汉生和贺炳炎,他们当时带领部队是从湖南宝庆路过,而当时负责后勤的人就是陈菊生,他是那个时候是后勤部长。

  所以向轩认为借条是真实的,陈菊生当时负责经办粮草。向周连池借贷过后,以贺龙的名义立下字据,并承诺新中国成立后归还。然而贺龙元帅事务繁忙,不可能所有事情都过问到。而周连池也未曾去往中央讨要,所以这张欠条一直存留至今。

  同向轩求证过后,吴佑元基本认定这张借条是真实的,只是还需要有关部门进一步确认。同时吴佑元也希望有关部门,能够给予周炎光家里一定的经济补偿。

  后来欠条的事件曝光了,这件事情在社会上也引发一定的关注,人们争论最多的问题就是,欠条的价值问题。当初的“四百二十块”银元放在今天值多少钱?如果要还给周家需要还多少才合适?

  先是有人根据当时粮价来计算,按照“四百二十块”银元的购买力在当时能购买到多少粮食,放到今天看一下同样多的粮食值多少钱,就可以得出一个准确的答案了。经这样算下来,预估需要偿还的金额在5万元到7万之间。

  很多人认为这样的算法不妥,现在的粮价和解放前的粮价区别很大,那个时候生产力低,而且属于战争年代,粮食价格自然高。现在国家安定,生产力富足,粮食的价格很低。如果这样计算的话,对于周家明显不公平。

  另外有人提出以银元的收藏价格来计算,收藏市场上一块上好的银元价格大抵在一千元以上,如果按这个价格计算,那么“四百二十块”银元计算下来,无疑将会是一笔巨大的数字。

  然而不论如何计算,还有一件事情是无法忽略的。就是这张欠条本身的价值已经远远高出它的实际价值了,上面不光有贺龙元帅的落款,也是红军一段历史的见证,甚至算的上一件值得收藏的文物。

  因此也有许多收藏家纷纷表示,希望以合适的价格收购这张欠条。然而都被回绝了,因为周炎光的最初目的就是为了给父亲正名,而不是讨要欠条上的欠款,所以自然也不会选择对外出售。

  况且除了欠条本身的价值外,他也是八路军与人民的群众之间的情感纽带。不难想象,民间一定还有很多类似这样的欠条,但是他们都没有选择去讨要欠款,等于对八路军提供了无偿的援助,这种军民鱼水情是无价的。

  当是时也,国难当头,日寇践我山河。全国人民百姓都有守土抗战之责,因此只要是有爱国之心的人,有能力支援抗战,都愿意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。这也是为何,后来欠条的主人的都不大出面讨要。而八路军抗击日寇的表现是受到海内外人民一致肯定的,因此在被蒋介石处处掣肘的同时,常常受到老百姓的帮助。

  “卢沟桥事变”之后,国共两党最终达成了抗日统一战线,红军也被改编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,但八路军名义上隶属于国军编制。实际的粮草和军饷却从未正常拨发过,1940年后,就彻底停发军饷了。这也给八路军抗击日寇带来很大后勤上的压力,很多时候只能靠缴获物资来维持。

  但缴获物资毕竟不是常态,有时候缴获的多,在山西曲阳,五师曾缴获一个补给站,里面有大量的粮食,饼干和罐头等物资,甚至有的时候缴获物资太多无法都带走,就全部分给当地的老百姓。包括一些贫苦百姓,新四军打胜仗后,就经常会分到一些缴获的粮食。

  但有的时候打了胜仗却缴获不到多少物资。日本军队作战极其凶狠,战败之前总会疯狂的销毁武器弹药等物资,不给八路军留任何东西。这个时候,八路军不得不依赖于自己生产。然而兵工厂也时常会遭到日寇的袭击,1940年,黄崖洞兵工厂被日军破坏,生产的物资也被掠走。

  随着部队规模的扩大,后勤的压力就更加大了。除了这两种物资补给途径外,还依靠海内外人民的捐助。1938年,宋庆龄女士在香港建立“保卫中国同盟”,通过收集海外援助,向国内抗战的八路军运送了大量物资。马来西亚华侨彭士馨等人,筹到四万多元,捐给八路军抗日武装,旅美华侨李兆焕把自己积蓄的1.7万美元赠给八路军。

  我国西北地区的维吾尔和哈萨克等少数民族,则筹集了六十万银元、八万件皮衣、一万架马鞍和药材等物资支援八路军。据统计,八年抗战期间,八路军总部收到捐款总计有八百八十一万元,慰劳款一百八十万元。总计一千多万元,这些物资给抗战根据地提供了巨大的帮助。

  当时全国各地的八路军供给标准不大一样,物产丰富的地区稍微好些。根据八路军指挥部的统一规定,津贴的标准为,战士一元,排长两元,连长三元、团长营长是四元,师长旅长五元。而伙食方面供给的标准则是,小米每人一天1.5斤,菜一斤,油盐肉三钱。经济条件好的地区,伙食则会好一点。这些尚且不包含其他杂支费用,这方面支出每个团每年大概在一百元。

  然而一到战时缺粮问题就会变得非常严重,许多战士一天只能吃一顿饭,甚至是有的两天一顿。日寇连年也对根据地进行扫荡和封锁,如果赶上自然灾害,很多地方的生产受到影响,军民都只能吃野菜和树叶充饥。

  当时我军的粮食问题一方面依靠老百姓,自己动手,就地筹措,由部队开借条,之后政府再结算。通过宣传守土抗战,人人有责,从富农哪里征收和借贷之外。还要通过自力更生,开垦荒地,生产粮食。边区部队就有“背枪上战场,荷锄到田庄”的口号,并在在各个根据地和部队都推广了起来,很多地方粮食能达到自给或者半自给的程度。

  当时日寇为了限制我军的粮食供给,在大街上刷标语“有粮食不卖给八路军吃”,由于中文实在差劲,第二天就被人加了个逗号,变成“有粮食不卖,给八路军吃”,一改之下引人哈哈大笑。

  正是凭借着这样的军民一心,我国才能取得抗战的最终胜利,当时,八路军筹集起来的粮食都交给当地的老百姓管,部队不管到哪,只要拿着边区政府的粮票都能领到粮食。

  元帅回忆道,“人民群众为我们提供一个可靠的供给部,不仅供应部队吃穿,还负责物资储存和保护。敌人扫荡一开始,群众第一件工作就是把公粮藏的严严实实”。然而只有真心为人民的军队,才能受到百姓的爱戴。也只有这样扎根人民群众的军队,才能真正战无不胜。一张借条,不仅述说着当年的军民鱼水情,也是一段历史记忆的见证。